【回望光辉历程 传承中蔬精神】系列之二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奋斗史》

（1958—1987）

——谨以此文献给老一辈中蔬人

       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村的几间平房，到如今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国家级科研“第一梯队”，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发展史，正是新中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缩影。一代代中蔬人用血汗与智慧，守护百姓的“盘中菜”，装点祖国的“百花园”。自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创建，至1987年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二十九年间，体制沉浮，两放两归，五易其隶，但初心未改、科研不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谨以此文，致敬老一辈中蔬人。因作者水平有限、部分史料缺失，难免挂一漏万。成稿中有幸得到朱德蔚、祝旅等前辈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第一章 曲折历程：五易其隶，“两放两归”

       一、彰化肇基，首执国柄（1958年9月—1960年11月）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1958年9月22日，这声“新雷”划破沉寂——经国务院规划委员会批复（科字第278号）、原中央农业部党组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以下简称蔬菜所）正式成立。其前身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蔬菜研究室。成立之初，蔬菜所以蔬菜研究室和北京市农林局国营彰化农场为基础，受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双重领导，以北京市农业科学院为主，对外挂两块牌子，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和北京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址设于北京西郊彰化村。当时未任命所长，由朱明凯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王全山任第二副所长。设有行政办公室、技术办公室和试验农场。1959年全所职工195人，其中科技人员25人，行政人员8人，工人162人；来自原华北所人员19人，其中科技人员13人，行政管理人员1人，工人5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蔬菜科研分散，品种芜杂，栽培粗放，事关民生的“菜篮子”却无专门机构统筹。蔬菜所的使命，正是承担种质调查、良种选育与技术研发。自此，中国有了国家级蔬菜科研体系，民间园艺经验升格为专门之学，为日后园艺振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农业科学院建议1958年准备新建专业研究所（室）的批复

建所初期(1958年—1960年)，彰化国营农场所址大门

       二、首次下放，就近赋能（1960年12月—1962年11月）

       1960年底，国家经济困难，根据中央精简机构的指示，原农业部决定将原属中国农科院建制的部分研究所下放归所在省、市、自治区直接领导。根据1960年12月发出的（60）党发第210号文“关于下放大豆等十一所在省建制和直接领导的决定”的精神，蔬菜所整建制下放至北京市农科院领导。所址设在彰化村和北京林学院森工楼。朱明凯任副所长。设有行政办公室、技术办公室、品种研究室、栽培研究室、植物保护研究室、生理研究室和试验农场。至1962年底，全所职工仅剩28人，其中科技人员24人，行政人员4人。

       首次下放后，蔬菜所科研重心由全国统筹，转为服务京畿、华北属地生产，直接面对田间实际难题，以地方稳产保供为要务。两年之间，深耕乡土农事，积累一线耕植经验。

中国农业科学院直属研究所室关于迁移、合并、下放、撤销的方案

首次下放时期（1960年—1962年）北京林学院森工楼

       三、首次回归，再承国任（1962年12月—1970年10月）

       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62]519号文《关于充实和调整农业科研机构的通知》，决定将下放至北京市的原华北所12名科技人员迁回中国农科院。同年12月，经原农业部（62）农原震字第41号文批准，蔬菜所正式回归中国农科院建制，所址迁至院内前部植物检疫室旧址。未任命所长，朱明凯、张纪增任副所长，朱明凯主持全面工作。设行政办公室、育种办公室、栽培储藏研究室、植物保护研究室和生理生化研究组。回归后，蔬菜所迎来快速发展阶段，职工人数由28人增至1965年的105人，其中科技人员90人，行政管理人员13人，工人2人。

       首次回归后，蔬菜所重新承担起全国蔬菜科研的统筹职责，负责国家级课题攻关、种质资源保存与技术推广等事务，科研逐渐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局动荡，科研工作遭受重创，课题停滞、实验中断。所幸在所人员坚守岗位，守护圃场、保存种质、记录数据，使数年积累的基业未致湮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内前植物检疫室旧址

       四、二次下放，保供京郊（1970年11月—1978年1月）

       1970年，原农林部再次精简机构，根据（70）农林（办）字第11号文，蔬菜所整建制下放北京市，经北京市革委会研究决定，与北京市农业科学所蔬菜研究室合并。下放前期仍维持蔬菜研究室建制。1975年3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恢复建制，蔬菜所建制也随之恢复。所址位于双清路原北京林学院森工楼。所领导有贾俊林、朱明凯、李树德和陈杭。设有所办公室、政工组、科研生产组、资料组以及引种及品种资源室、育种及良种繁育室、栽培室及农村基点组和实验室。1978年全所职工79人，其中科技人员69人，行政人员6人，工人4人。

       二次下放期间，蔬菜所无力宏观规划，专攻京郊蔬菜生产，深耕露地栽培、病虫害防控、稳产保供等实用技术，以纾解城市居民的吃菜之忧。八年间，科技人员扎根地方生产一线，惠及京郊农田与城乡居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林部（70）农林（办）字第11号

       五、二次回归，勇担使命（1978年2月—1987年11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科技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1978年2月农林部、国家物资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出（78）农林（科）字第15号、（78）物计字第47号、（78）财农资第9号文“关于加强农林科教工作和调整农林科教体制的函”，决定将蔬菜所正式划归中国农科院直属。所址起初设在林学院，1980年迁至中国农科院东门外（现地址）。1979年4月，朱明凯任命为所长，1983年李树德接任所长，所领导成员先后包括曹维政、张纪增、刘红、朱德蔚、宋法明、王德槟、赵清源等。设有领导机构党委会、所务会，管理机构党委办公室、人事处、科研处、行政办公室，研究室设品种资源研究室、育种研究室、栽培研究室、植物保护研究室、中心实验室和情报资料室，学术评议和科研工作决策、咨询机构是学术委员会。1978年回归时全所职工仅73人，1987年增至240人，其中科技人员140人。

       二次回归，开启了研究所的黄金发展期。在“科学的春天”里，研究所全面恢复了科研秩序，人才队伍迅速壮大。1984年，研究所大胆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成果转化，极大地激发了科研活力，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农林部、国家物资总局、财政部 联合发出（78）农林（科）字第15号、（78）物计字第47号、（78）财农字第9号文

第二次回中国农科院期间(1978年—1987年)，在院东门外建所(现所址）。图为东门外一角。

首批建成的科研、办公用房

       二十九载光阴流转，蔬菜所历经“两放两归”、体制更迭，于时代洪流中沉浮砥砺。“放”时，扎根乡野，心系苍生，以科技解百姓燃眉之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归”时，登高望远，勇担国家千钧重任，以创新开辟学术崭新天地。从破解百姓“菜篮子”之困，到引领中国园艺产业蓬勃发展，蔬菜所守正创新、承前启后、以启山林，于荆棘丛生中开垦沃土，以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历史长卷，由此写就。

第二章 坚守与跨越

白手起家终有硕果盈枝，群贤汇聚始成国家劲旅

       两放两归，体制浮沉，队伍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但老一代蔬菜人，以赤诚之心、实干之志，在人才建设、条件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农村基点、交流合作六大维度上，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这二十九年，是奠基立业的二十九年，是薪火相传的二十九年，是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二十九年。

       一、人才建设：百炼成钢，扛起蔬菜产业国家队大旗

       建所以来，蔬菜所始终将人才队伍建设置于战略高度，历经初创奠基、低谷坚守、恢复振兴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以老带新、实践锤炼、重点培养、开放交流”的薪火相传人才培养体系。

       初创奠基时期（1958—1965）：师承引领，实践育人。建所初期人才基础薄弱，老一辈科学家着力“传帮带”，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实行“师傅带徒弟”模式。年轻同志从播种、育苗到杂交授粉、病虫害识别，每个环节都在老专家手把手指导下完成，迅速掌握了科研基本功。一批有志青年在甘蓝育种、番茄栽培等领域快速成长，逐步成为各课题组的业务骨干。

       低谷坚守时期（1966—1977）：逆境磨砺，队伍不散。“文化大革命”期间，正规培养机制基本中断，但科技人员以极强的责任感坚守岗位。部分老专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田间观察和育种材料保存，并通过非正式方式向年轻同志传授经验，为后续人才梯队保留了火种。一批年轻人在跟随老专家下放劳动中，磨炼了意志，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恢复振兴时期（1978—1987）：体系重建，人才辈出。第二次回归后，蔬菜所开始系统推进人才培养工作。一是建立“一对一”导师带教制度，鼓励中青年骨干独立承担课题。二是以“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育”等国家重点项目为契机，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方智远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三是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自1980年代起选派人员赴国内高校进修，并陆续派遣骨干赴日本、美国、荷兰等国家考察学习。四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纳入评价体系，给予优秀者课题经费倾斜和职称晋升优先资格。五是开启制度化培养之路，1982年开始培养首批硕士研究生，至1987年累计培养研究生数十人，许多人后来成为全国蔬菜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

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从“师带徒”到“海外留学”，再到“自主培养研究生”，蔬菜所始终注重学风传承和梯队建设，涌现出蒋名川、张纪增、刘红、尹彦、李树德、王耀林、朱德蔚、方智远、孙培田（以出生年月为序）等一批学科带头人，为我国蔬菜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条件建设：从无到有，为科研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建所以来，条件建设，历经了从无到有、从简陋到逐步完善的曲折过程，为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

       白手起家时期（1958—1977）：设施简陋，辗转借用。建所之初，实验用房和试验用地暂用彰化农场的基础设施，缺乏专用科研场地，仪器配置简陋。1960年下放北京市农科院后，条件几无改善。1962年回归中国农科院，仅有三间平房和东门外北圃场作为科研用地。1970年第二次下放，科研工作主要依托北京林学院的有限资源，试验地分散在京郊各处。科技人员长期在简陋、借用的设施中开展试验，但依然克服困难，坚持田间观察和育种试验。

简陋的办公场所

       逐步完善时期（1978—1987）：全面建设，设备完善。1978年第二次回归，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起步。一是科研用房方面，1979年至1980年建成三排平房，1982年自筹资金建成西小楼，1983年建成东小楼，初步缓解了用房紧张。二是试验温室方面，1983年至1985年，利用罗马尼亚补偿贸易项目建成当时国内领先的大温室，并配套建设供暖、变电、灌溉、冷库等设施；随后又陆续建成南区、北区育苗温室、植保试验温室、马铃薯试验温室等，形成较为完善的温室试验体系。三是试验农场方面，1978年蔬菜所拥有了自己的北圃农场，为田间试验和良种繁育提供了稳定基地。

       从“寄人篱下”的田间简陋观察到拥有现代化温室与试验农场的系统配套，每一步都凝聚着老一辈中蔬人的智慧与汗水。

       三、学科建设：从单一到多元，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1958年至1987年，蔬菜所学科体系建设经历从初创、曲折坚守到恢复升级的过程，逐步构建起组织有序、功能健全、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

       初创时期（1958—1969）：确立研究方向，初涉顶层设计。建所初期，设立行政办公室、技术办公室和试验农场，形成行政、科研、生产三分离的管理模式。随后成立品种研究室、栽培研究室、植保研究室和生理研究室，确立了以遗传育种、栽培技术、植物保护为核心的研究方向。1962年首次回归中国农科院，开始承担组织协调全国性科技工作的职能，通过召开全国蔬菜品种座谈会、参与国家十年农业科技规划等方式，开启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

       曲折坚守时期（1970—1977）：聚焦生产应用，构建全国协作。第二次下放北京市后，蔬菜所独立建制虽被打破，但学科体系的核心脉络得以延续，设立引种及品种资源室、育种及良种繁育室、栽培室等，研究方向聚焦于蔬菜新品种选育、杂种优势利用和保护地高产栽培等生产急需领域。牵头承办两次“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成立蔬菜品种资源、杂种优势利用、塑料大棚栽培等多个全国性科研协作组，构建起全国性学科协作网络，蔬菜所逐渐成为全国蔬菜学科体系的核心枢纽。

主办第二次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

       恢复与战略升级时期（1978—1987）：学科体系快速恢复，学科布局战略性拓展。回归中国农科院后，学科体系进入全面恢复与快速完善期。一是组织架构正规化。重建品种资源研究室、育种研究室、栽培研究室、植物保护研究室、中心实验室和情报资料室等研究室，形成了成熟的“所—处—室”三级管理体系；二是学科布局战略性拓展。1981年设立花卉育种课题组，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1987年正式更名为“蔬菜花卉研究所”完成了关键的学科转型准备。

       回顾学科建设历程，蔬菜所始终坚持面向产业需求，使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和生产实际紧密对接；始终坚持系统思维，推动多学科协同发展。正是这种高屋建瓴的学科布局，使蔬菜所在历次变革中学科体系不断、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最终以强大的学科实力支撑起我国蔬菜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

       四、科学研究：以国计民生引领行业，凭自主创新独立图强

       二十九年来，蔬菜所始终以服务国家和百姓需求为己任，科研活动在动荡中奠基，在恢复中发展，在改革中壮大。逐步构建起以应用研究为核心，涵盖育种、栽培、植保等领域，兼顾种质资源等基础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取得一系列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奠定了全国蔬菜科技学术中心的地位。

       （一）奠基与探索（1958—1969）：以生产为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发展

       种质资源。一是开展全国性资源普查与引种。1959年组织编写《中国蔬菜优良品种》，收录50个种922个品种。1963年主持“蔬菜品种研究工作座谈会”，整理出蔬菜品种和材料7596份。1965年汇编《全国主要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保存蔬菜品种目录》，共收集88个种8164份品种和材料。至1965年，累计调查整理出地方品种资源17393份，基本摸清全国蔬菜品种资源家底。二是开展蔬菜引种，1959至1966年引进结球甘蓝、花椰菜、菜豆等上千份材料，其中“北京10号”番茄等品种丰富了我国蔬菜品种结构。

       栽培技术。主要围绕大白菜、番茄、黄瓜等大宗蔬菜，系统开展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总结农民丰产经验，推动栽培从经验走向科学。完成维尼伦废水对蔬菜与土壤影响研究，开创中国蔬菜环境科学先河。

       品种选育。在引种试种基础上，开展甘蓝、番茄、大白菜、洋葱等常规杂交育种研究。主持培育出洋葱品种“540号”、“601号”。早粉2号是我国最早育成、推广面积最大的早熟粉果品种，代替了国外引入的早熟品种，并成为早熟番茄育种的优良亲本。

       植物保护。初步构建对大白菜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三大病害等主要病害的监测与防治体系，为蔬菜生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持。在黄瓜霜霉病、白粉病化学防治研究中，首次报道代森锌对霜霉病的明显防治效果，筛选出代森铵、多菌灵、百菌清等优良杀菌剂，广泛应用于生产。

       期刊创办。1962年创办《园艺学报》，至今仍是领域内权威核心期刊。作为中国园艺学会挂靠单位，组织全国重大科研协作，成为“全国蔬菜学科重要的学术中心”。

       （二）坚守与突破 （1970—1977）：打破垄断，终破甘蓝奏凯歌

       对北京11个县区进行品种调查，编写《北京市主要蔬菜品种介绍》，包括68种蔬菜225个品种。

       杂种优势利用。科研团队聚焦甘蓝，系统选育自交不亲和系。1973年，利用该技术育成国内第一个甘蓝一代杂种“京丰1号”，实现我国甘蓝杂种优势利用的重大突破。

       1972年在国内率先启动黄瓜雌性系与杂交优势利用研究，持续筛选、转育稳定雌性黄瓜种质，育成露地秋黄瓜品种“长青”，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黄瓜杂交种，1978年斩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外，茄子单倍体及加倍植株培养、大白菜自交不亲和系和雄性不育两用系选育等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

       植物保护。20世纪70年代中期较深入地研究了 Bt防治菜青虫的应用技术；在国内首次发现茄子裂果系由茶黄螨（侧多食附线螨）危害所致，为该种重要害蟠的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

       （三）振兴与辉煌（1978—1987）：杂交甘蓝领先寰宇，地膜覆盖光耀中华

       种质资源建设系统化与规范化。1978年成立蔬菜品种资源研究室，全面加强种质资源研究。一是组织全国蔬菜地方品种资源调查、搜集、入库和研究。1980年后协调全国各省市形成协作网络；1981年主持“全国蔬菜品种资源研究协作会议”，制定五年协作计划，修改《蔬菜品种观察项目标准》；1982年主持编写《中国蔬菜地方品种资源目录》。二是主持、参加蔬菜品种资源考察。1979至1980年考察云南省蔬菜品种资源，发现苦茄（新种）等珍稀资源；1981至1984年参加西藏作物品种考察，绘制“中国西藏主要蔬菜资源分布示意图”等。三是开展国外引种，1978年至1987年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约42种蔬菜、8900余份种质材料，重点对番茄、花椰菜、菜豆、辣椒等进行引种研究。四是建成种质资源中期库，1985年我国首个蔬菜种质资源中期库建成，至1987年保存资源达4000余份。

       甘蓝育种技术取得世界领先成果。在1973年育成“京丰1号”的基础上，1981年“报春”、“秋丰”等系列品种相继问世，极大提升甘蓝产量和品质。1985年，“甘蓝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及其配制的七个系列新品种”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甘蓝自交不亲和育种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1987年，蔬菜所已建立起自主的甘蓝育种技术体系，为后续品种更新奠定了人才与种质基础。

20世纪70年代，方智远院士团队突破自交不亲和系选育技术，培育我国第一个杂交甘蓝“京丰1号”，1985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番茄抗病育种领先。1983年育成的高抗TMV、丰产番茄新品种“中蔬4号”，是我国首个对烟草花叶病毒（TMV）免疫的番茄新品种，解决生产中的关键病害问题。改良自日本引进的番茄品种“奇果”，使其适合制番茄酱及罐头，成为北京主栽品种，推广至多个省市，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外，1978年“中早熟种茄子一代杂种'安阳X雁塔”等一代杂种，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栽培技术引发“白色革命”。主持农业部“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早熟、高产机理与实用技术研究”及全国协作攻关，提出“护根栽培”新见解。成果在全国15个省市推广，并扩展到棉花、花生等数十种作物，引发全国性“白色革命”。1985年“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现代设施农业研究启动。1986年，无土栽培研究课题成立，由此拉开了我国现代设施农业先行实践的序幕。开发的家用无土栽培设施于1987年获第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科技进步奖。

1985年“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植物保护体系化。建立针对番茄、辣椒、大白菜、甘蓝、黄瓜等主要蔬菜多种病害的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技术体系，为全国抗病育种提供科学高效的评价标准，加速育种进程。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关键技术成果相继涌现。“菜粉蝶颗粒体病毒的应用研究”、“丽蚜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的研究”先后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同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植物病毒株系特异性杂交瘤细胞系，成功获得PVY的O、N和C株系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并研制出TMV单克隆抗体。“TMV和PVY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及其抗原应用的研究”,1985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大棚黄瓜主要病害综合防治技术”1986年获得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蔬菜病害防控技术的体系化发展，为蔬菜生产的持续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科学著作。1987年蔬菜所主编《中国蔬菜栽培学》，全面总结中国蔬菜栽培的理论与实践，是当时国内蔬菜领域的权威巨著，集中体现蔬菜所近二十九年的科研积淀。该书全面反映中国蔬菜栽培历史与现状，突出中国蔬菜栽培中的独特技术经验，系统总结生产及科技成果，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理论，也展望了中国蔬菜生产及科技现代化前景。全书分总论、各论、保护地栽培、贮藏加工4篇共28章。该书1987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8760册，173万字。

       蔬菜所的科研之路，是一条从资源普查到自主创新、从个人坚守到国家引领的道路。每一项重大成果——无论是国家发明一等奖的甘蓝新品种，还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地膜覆盖技术——都是蔬菜所顺应时代需求、长期深耕细作、不断攻坚克难的必然结晶。这二十九年，是蔬菜所为我国蔬菜科技事业奠基、立柱、架梁的辉煌二十九年。

       五、农村基点建设：扎根农村基点，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1958年全国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发动科技人员“上山下乡”，建立农村工作基点（以下简称“基点”），旨在面向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蔬菜所积极响应，将基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初创与全面铺开（1958—1965）：基点启动，布局北京近郊。1958年，蔬菜所启动农村基点建设，标志着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正式开端。此阶段基点数量多、覆盖面广，主要布局在北京近郊老菜区（如四季青、东升等公社），旨在保障北京市蔬菜供应，同时肩负总结农民高产稳产经验、引进推广优良品种、试验示范先进栽培技术、培训基层技术骨干等任务。

       坚守与深化（1966—1977）：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拓展全国基点。“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虽受严重冲击，但科技人员仍坚持深入农村，使基点工作得以延续并深化。除巩固北京本地基点和当地技术骨干外，还拓展了京外基点：四川渡口（今攀枝花）、甘肃酒泉及陕西西安北郊马旗寨。在北京，重点转向解决“八、九月蔬菜淡季”等关键难题；在新兴工矿区，则从零开始建立蔬菜生产基地，为周边大型企业保障副食品供应，充分展现了科技人员“急国家之所急”的奉献精神。

在西安基点蹲点的部分科技人员与菜农合影

       转型与聚焦（1978—1987）：基点收缩转型，开发综合性服务功能。1978年科研体制改革启动后，研究重心逐步向所内转移，基点和驻点人员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点的淡化，而是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升华。一是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中甘11号”等甘蓝系列及番茄、黄瓜、甜椒等新品种，均在基点完成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后再推广。二是科研攻关的前沿阵地。一些课题组，如栽培室塑料大棚蔬菜栽培和甜椒栽培课题组，仍带着课题任务长年驻点，开展科学研究。三是农村技术人才培养。各基点每年举办多期培训班，面向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传授实用技术。

       经过二十九年坚持不懈的建设，基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覆盖华北、辐射全国的网络体系，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有效对接，不仅促进了当地蔬菜生产发展，也为全国蔬菜科研和技术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

       六、国内外合作：国内协作强根基，国际合作拓影响

       自建所之初，蔬菜所便确立“内外并举”的合作思路。国内协作与国际合作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科研能力积累提升。

       （一）国内合作：协同攻关，构建全国蔬菜科技协作网络

       通过协作网络、联合攻关、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与国内科研院所、高校及生产单位开展交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国的蔬菜科技协作体系。

       合作起步（1958—1965）。与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省级农科院建立联系，开展品种资源调查、收集、交换与引种试验。牵头组织部分省份开展甘蓝、白菜等主要蔬菜作物比较试验，初步建立跨区域协作关系。通过中国园艺学会等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了解各地生产实际问题。这一时期的合作以松散型交流为主，但构建了全国协作网络的雏形。

1963年蔬菜储藏研究座谈会

       合作坚守与恢复（1966—1977）。“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受到冲击，但科技人员利用基点工作与当地农技推广站、生产队建立联系，开展田间试验示范和技术指导。1970年与北京市农科院蔬菜所共同攻关，在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育技术上取得突破。1975年恢复建制后，逐步恢复与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的联合品种试验和栽培示范。

       合作快速发展（1978—1987）。一是组织、承办第三次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引导了全国蔬菜科研的战略转向；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和技术交流会，逐步成为全国蔬菜科技信息交流和协作的组织中枢。二是主持“六五”国家科技攻关多项课题，担任甘蓝、大白菜、番茄、辣椒、马铃薯抗病育种第一主持单位。三是与兄弟院所及高校深度合作。联合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20余家科研单位开展甘蓝品种资源联合鉴定和跨区域试验，成功育成“中甘11号”等系列品种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与各省区农科院共享资源信息，初步建立覆盖全国的种质资源协作体系。四是与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的植保部门合作，开展甘蓝枯萎病、番茄病毒病、黄瓜霜霉病等重大病害的联合调查和防治技术推广，形成“科研—推广—生产”一体化合作模式。

       （二）国际合作：打开窗口，搭建中外蔬菜科技交流桥梁

       早期受限于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以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交流为主；改革开放后，合作范围迅速拓展至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涵盖人员互访、品种交换、联合研究、项目承担和学术会议等多个层面。

       有限对外交流（1958—1965）。主要依靠国家派遣的科技代表团开展零星对外交流。先后接待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蔬菜园艺专家来访，考察甘蓝、白菜育种工作并交流欧洲蔬菜品种资源。同时派遣科技人员赴苏联进修，学习遗传育种与栽培技术。通过有限引种，获得部分欧洲甘蓝、番茄品种，为后续育种材料创新奠定基础。

       坚守与个别突破（1966—1977）。“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际学术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仅通过少数外事接待和援外项目保持微弱联系。1973年，参与农林部组织的援助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蔬菜种植技术项目，派出技术骨干赴当地指导生产并采集种质资源。

       国际合作快速发展（1978—1987）。国际合作进入全面活跃期，与日本、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日合作。日本蔬菜育种专家代表团来访交流育种技术；与日本农林水产省蔬菜试验场签订品种交换协议；派员赴日本学习温室栽培与生物技术育种方法；承担中日政府间“蔬菜育种与栽培技术合作项目”，巩固了合作成果。

       组织参加国际蔬菜科学大会，1987年在北京承办“中日蔬菜学术讨论会”，首次主办大型国际学术活动，提升了国际知名度。

       中美合作。邀请美方专家来所讲学，开展甘蓝抗病性鉴定；派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番茄抗虫育种和种质资源管理技术，回国后建立首个蔬菜分子标记实验室；合作开展甘蓝抗病育种合作研究，引进抗黑腐病、根肿病种质。

       中欧合作。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合作黄瓜抗白粉病育种、甜椒种质鉴定；与意大利、法国开展人员互访和种子交换。

       国际组织合作。1985年启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蔬菜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项目，获得经费与设备支持，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建立数据交换。

外宾参观蔬菜种质资源标本陈列室

       到1987年，蔬菜所已从“单兵作战”转变为全国蔬菜科研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国内合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立体网络；国际合作实现从零星交流到系统合作、从单向引进到双向交流的跨越，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科研骨干，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国内与国际双轮驱动，为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江东去，岁月如歌。回望来路，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身影，那些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灯光，那些在风雨中跋涉前行的足迹，如同一块块基石，铺就了今日蔬菜所屹立不倒的根基。从满足百姓餐桌上的朴素愿望，到引领园艺产业蓬勃发展；从“靠天种菜”的无奈，到“人定胜天”的从容——蔬菜所人用二十九年的坚守与奋斗，诠释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与使命，也铸就了中蔬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图腾。

第三章 中蔬人的精神图腾：团结、奉献、开拓、求实

       二十九载栉风沐雨，蔬菜所屹立不倒，不仅在于斐然的科研成果，更在于代代传承的“团结、奉献、开拓、求实”的中蔬精神。这既是几代中蔬人集体品格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蔬菜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内在动力。八字精神包含四重内涵，四者相互支撑、彼此交融，共同构筑了中蔬人的精神底色。

       一、团结：风雨同舟，众志成城

       团结，是中蔬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两次下放期间，科研编制大幅缩减。首次下放，全所195名职工骤减至28人；第二次下放，科研骨干被分配到区县农场，到1972年，具有大学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剩十几人。然而，留下的科技人员没有“散架”，反而紧紧团结在一起。朱明凯等领导以身作则，与大家同吃同住同下地。众人自发协作：有人负责种子翻晒，有人负责田间记录，有人联系农民获取种源，有人整理仅存资料，拧成一股绳。即便被下放到区县农场，大家依然保持联系，利用回城探亲的机会交流试验进展，互相传递保留下来的种质材料，分头坚持田间记录。

       1978年，第二次回归中国农科院，所址设在院东门外。彼时，新址满目荒芜：玻璃温室残破，菜窖倒塌，猪场废弃，臭水沟横贯其间，杂草丛生。办公与科研用房极度匮乏，仅能依靠零星旧房勉强维持。面对困境，领导班子带领全所职工迎难而上。没有大型机械，就肩挑手扛，一锹一铲平整土地；大家一同奋战在一线，挥锹铲土、搬运建材。行政后勤全力保障物资，科技人员在简陋条件下坚持试验。全所上下不分彼此，边建设、边科研。奋斗终有回报：1980年，三排平房建成，用作办公和试验用房；1982年，自筹资金建成西小楼；1983年，建成东小楼；1985年，连栋玻璃温室建成投产，为科研提供了基本保障。

       所领导在带头“搬砖”的同时，也合力推动科研。以朱德蔚为例，他任所领导后，带头扛起繁杂的行政管理重任，将琐碎事务一力承担，最大限度为一线的科研领导专家减负松绑，让育种骨干得以沉下心钻研攻关。众人拾柴火焰高，蔬菜所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团结协作、迎难而上的奋斗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二十九载斗转星移，岗位变化，人员更替，但团结初心始终未变。从建所初期朱明凯等前辈凝聚初代力量，到下放岁月全员坚守初心、守护科研火种，再到回迁之后众志成城建家园、齐心合力搞科研，团结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中蔬人的血脉。方智远曾指出，蔬菜所当时形成的“班子和谐、职工团结、风雨同舟、聚散不散”的优良传统，正是中蔬精神最坚实的基石。

       二、奉献：以身许国，无问西东

       奉献是中蔬人最鲜明的品格标识。朱明凯，这位从延安走来的女科学家，将“奉献”诠释到了极致。抗战爆发后，她变卖家产奔赴边区，在黄土高坡上为军民种菜。1958年，她临危受命创建蔬菜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收集种质被指责为“白专道路”，她冒着“政治风险”把种子袋藏进麻袋，伪装为“农肥样品”，只为留住“火种”。身患多种疾病，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条件。

       两次下放期间，许多科技人员工资降级、职称停滞，但依然坚守科研岗位。1964年至1977年，朱德蔚被派往四川渡口基点，一蹲十三年，在极端困厄中坚守，默默搜集保护蔬菜种质，协助当地发展蔬菜生产，总结新兴工矿城市发展蔬菜的经验。为避免试验材料面临丢弃风险，李树德自掏腰包置办防潮容器，守护育种资源，保住了我国番茄育种的核心家底，也为“中蔬4号”的育成打下了基础。还有更多无名的科技人员，将珍贵的育种材料分藏在亲戚家小院或郊区菜地里，像保护火种一样小心翼翼留存下来。

       他们或许无法预见二十年后会建起蔬菜种质资源中期库，但他们深知：“那些年我们什么都可以丢，唯独不能丢了地里的那几行种。”正是中蔬人数不胜数这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默默奉献，撑起了蔬菜所的根基。

       三、开拓：敢为人先，勇攀高峰

       开拓精神是中蔬人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1958年，从延安走来的科学家和刚毕业的热血青年，在荒芜中开启我国蔬菜科研的拓荒之路，立志打破国外种子垄断。

       方智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64年，方智远从武汉大学毕业来到蔬菜所。1967年，外商恶意提供劣质种子，导致百万亩甘蓝大面积不结球，菜农损失惨重。他立下誓言：“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甘蓝品种！”从此，他扎根试验田——甘蓝一年只开一次花，一做就是几千个组合。没有温室，就在塑料棚里加温；没有分子标记，就靠肉眼一株一株筛选。从青丝到白发，他用一生践行了“开拓”二字，以“土办法加苦功夫”突破甘蓝自交不亲和与雄性不育育种技术，取得世界领先成果，彻底打破进口种子垄断。

       尹彦是另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典型之一。他从1963年开始在所里开展黄瓜遗传育种研究。长期以来，国内缺少适配低温保护地的专用黄瓜品种，菜农收成受制于天气。尹彦“急百姓所急”，决心育成保护地黄瓜专用品种。相关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他打破固有思路，率先开辟黄瓜性别调控育种新方向。他带领团队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一株一株观察、记录、筛选，为赶农时连续数月吃住在试验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育成我国首个保护地专用黄瓜一代杂种——“中农5号”。该品种研究水平领先国际，对我国黄瓜雌性系研究与利用起到了学科带头作用。

       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的勇气，让中国蔬菜种子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将“菜篮子”稳稳端在了自己手中。

       四、求实：脚踏实地，坚守本真

       求实是中蔬人一以贯之的科学品格。建所伊始，蔬菜所便秉承“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坚持“田间是第一实验室”的理念，任何理论推导都必须经过田间试验的检验。

顶着酷暑下地，坚守本真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方智远办公室常年挂着一顶草帽、一件雨衣，随时准备下地。从整地、播种到定植、授粉，他始终亲力亲为。常年驻守基地，他为一朵一朵甘蓝进行人工授粉，完成数千份株系的套袋、去雄操作。累了便坐在小板凳上继续干，困了就在棚内打个盹，饿了拿几块饼干充饥。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求实精神，催生了自交不亲和系选育技术与雄性不育育种技术体系的创新，彻底结束了被“卡脖子”的历史。

       王耀林，“求实”中蔬人的又一杰出代表。为掌握塑料大棚小气候变化规律和地膜覆盖促进早熟、增产的机理，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春，还是烈日当头的炎夏，都要连续24小时、48小时观测记载温、湿度、光照等数据。有资料显示高温闷棚可以抑制黄瓜病害的发展，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在初夏的晴天中午钻进高达48-50度的大棚里记载温度，观测黄瓜生长情况，5分钟后全身衣服被汗水湿透。在研究所上班，办公室离家近在咫尺，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常常住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多年来，极少在周末和节假日好好休息，只为早日求得真知。

       正是中蔬人这种舍己守真的求实精神撑起了中国蔬菜产业的独立自主，保障了百姓的蔬菜自由。

       “团队、奉献、开拓、求实”的中蔬人不胜枚举，可限于文稿篇幅，仅撷取二三典型事迹叙写，未能尽数落笔于文字，然中蔬人的精神风骨，早已熔铸于蔬菜所发展的每一段征程之中。中蔬人用“团结”守住了队伍不散，用“奉献”燃烧了个人青春，用“开拓”闯出了自主之路，用“求实”托起了科研根基。正是这种中蔬精神，让蔬菜所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在极端困境中不改初心，始终扛起“国家队”的使命担当，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蔬菜产业独立自主之路。

       结语：以农为本，承先启后新蔬卉

       二十九年筚路蓝缕，是几代中蔬人怀着“让中国人吃上菜、吃好菜”的朴素理想，在体制变迁与科技革命中不断奋战的缩影；是老一辈中蔬人用青春和汗水，写就的一部“团结、奉献、开拓、求实”的奋斗史。这二十九年积累的丰厚家底，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蔬菜产业跻身世界前列，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石。

       1987年12月，研究所更名为“蔬菜花卉研究所”，花卉学科正式启航。这个名字的更替，既是学科版图的扩展，也预示着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的艰辛中，而是要从那些风雨兼程的身影里，铭记科学报国初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赓续先辈“团结、奉献、开拓、求实”的中蔬精神。这种精神是蔬菜花卉研究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行的不灭灯火。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我们坚信——“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中蔬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